投资领域六大问题亟待关注

时间：2017年08月18日来源：作者：刘立峰

问题一：经济转型面临挑战，新旧动能转化难度大

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，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环境保护，这些传统产业正在失去竞争力，同时，新兴产业的接续困难。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，传统动能逐步减弱，亟须新动能释放出更强动力。但是，产业从基础研究突破、技术转化到产业的全面市场化，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近年来，我国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，2013-2015年，高耗能行业投资年均只增长了9.9%，但是，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平均比重仍达到30%，与2012年相比，也只下降了1.5个百分点。2016年，尽管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4.2%，增速比工业投资高10.6个百分点，但其只占全部工业投资的10%；尽管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8.3%，增速比第三产业投资高7.4个百分点，但其只占第三产业投资的4.3%。这说明90%的工业投资以及95%的服务业投资仍然是中低端的，经济转型和动能转化的路还很长。

问题二：政府投资主导地位增强，民间投资增长动力减弱

近年来，我国政府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，规模不断扩大，领域不断扩张。2013-2016年，国家预算内投资年均增长19.4%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.6%，均大幅领先于全部投资增长。与此同时，民间投资增速却由2013年的23.1%跌落到2016年的3.2%，2013-2016年年均增速只有13.6%。全社会投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政府投资的扩张，政府部门、国有企业支撑投资的整体格局正在逐步增强。政府及其融资平台主导的投资，更能得到银行的信用支持，这对民间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。PPP项目的大规模推出为民企参与基础设施、公用服务投资提供一个机会；但是，从签约项目的主体类型看，中央企业、地方国企却占了绝大部分，真正的民企参与程度很低。在教育、文化、医疗等公共领域，政府管制非常多，民企很难取得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公平待遇，民间投资者空有满腔热情，却难有更大施展空间。

问题三：投资结构仍需优化，发展”短板”亟待弥补

随着经济快速发展，我国各类设施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，但是，国民经济仍然存在明显的“短板”制约。一是社会事业投入不足。2012-2015年，教科文卫四个行业的国家预算内投资合计只占全部预算内投资的10.5%，不足交通或公用事业投资的一半。二是新兴服务领域发展滞后。2010-2013年，我国财政支出用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养老服务人均投入分别为14元、21元、29.9元和40.4元；而老龄化程度与我国差距不大的美国，2008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均财政投入就达54.3美元。三是可持续发展的投入不足。国际经验表明：环保占GDP比重1.5%才可以停止环境继续恶化，2-3%才能改善生态环境；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国环保投资平均只占GDP的1.5%，投入缺口仍然较大。另外，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铁和公路网，但在清洁能源、水和卫生等领域仍然落后于不少发达国家，城乡间和地区间设施发展不平衡，城市地上和地下设施差距明显等等问题，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“短板”因素。

问题四：投融资渠道不畅通，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

近年来，我国M2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，2013-2016年，M2占GDP的比重由188%提高到208.3%。这一方面说明居民储蓄增加较快，流动性较为宽松，“货币池子的水”相对充裕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金融效率仍然较低，投融资渠道不畅通，“投资篮子里的钱”严重不足。一是间接融资比重仍然过高。政府和企业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，不仅造成投资主体的沉重债务负担，而且也使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。二是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。国有商业银行仍居于垄断地位，缺乏专营的小微金融机构，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融资；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，创业板融资比例偏低，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规模小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够。三是地方政府融资功能明显削弱。近年来，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速明显下滑，对公共投资的支撑能力减弱。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剥离后，地方政府融资方式转型困难，债券发行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金留下一定缺口。

问题五：政府和企业债务规模扩大，加剧财政金融风险隐患

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，我国宏观债务水平均快速上升。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，宏观债务水平提高幅度更大。一方面，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过快。截至2015年末，全国政府债务26.7万亿元，占GDP的比重为39.4%。加上政府或有债务，政府负债率上升到41.5%左右。尽管总体上政府负债率不算太高，但是，其中的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过快，表明地方财政缺少硬约束，容易产生财政风险隐患。另一方面，加了高杠杆的企业部门，包括产能过剩行业、房地产行业、部分国有企业债务膨胀速度过快，由于高投资带来的债务水平较高，面临高杠杆的风险。根据BIS的统计数据，2015年末，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70.8%，在43个报告的经济体中仅次于爱尔兰、卢森堡、中国香港等少数经济体。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，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，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上升，加剧了金融风险隐患。

问题六：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，不利于其他实业的发展

我国房地产泡沫化程度不断加剧。目前，在全球前十二大高房价城市中，中国内地占三席，深圳、上海、北京分列第5、8、11位。我国房地产总市值占GDP的比例为411%，高于全球260%的平均水平。我国当前的房价收入比也比2003年之前的水平有明显抬升。主要城市的静态租赁回报率为2.6%，一线城市在2%左右，而国际静态租赁回报率为4-6%，中国水平远低于国际水平。我国房地产的空置率比较高，整体接近或达到了严重积压的警戒线，其中二三线城市的空置率问题更严重。房地产泡沫化的危害极大，房地产市场火热，民营企业无心实业投资，资金大量流向一线房地产市场，导致其他制造业陷入衰退；房价上涨伴随地价上涨，企业用地成本增加，企业员工生活成本增加，导致企业歇业或外迁，降低了城市的竞争力。另外，本轮房地产市场的高潮，并未实现房地产销售回暖向投资回暖的传导，反而是房地产暴涨极大地影响了房地产商的投资意愿，给未来房地产投资持续增长造成拖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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